央行版农行改革方案分两套。周小川在陈述时，倾向于两套方案中的“分拆方案”；另一套方案据称与其他三家商业银行的改革方案差异不大。根据“分拆方案”，将撤消现有的农行总行，以省为单位设立总行。据说，这套方案最终获批的可能性很大。

　　有业内人士指出，分拆方案的“灵感”主要来自于此前央行主导的农信社改革的成功，即将农信社交由省政府管理，中央和地方AA制承担改革成本。

　　农行的反弹

　　农行改革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最难啃的骨头。农行有关人员对本刊记者表示，农行1979年恢复设立后经历了分设农发行、“行社脱钩”(农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机构变迁，至今仍承担着扶贫专项贷款、小额农户贷款等政策性或准政策性业务，而仅这些业务带来的损失就以千亿元计。所以，农行是四家国有银行中职工人数最多、机构网点最多、历史包袱最重、经营状况最复杂的一家。

　　农行曾经提交过三次改革报告，分别提出了8000亿、9000亿、1万亿的国家注资计划。农行的改革方案大体与其他三行模式类似，也是成立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剥离呆坏账，补足资本金等。

　　对农行而言，这样的方案是无需伤筋动骨又能享受政策优惠的最佳方案，但却迟迟未获批复。农行副行长韩仲琦表示，从第一次上报股改方案至今，农业银行从来没有收到有关部门否决农业银行股改方案的消息，而每次上报的方案也都是在上一次方案基础上的完善。

　　“分拆方案”遭到了来自农行最强烈的反对。农行行长杨明生公开驳斥说，将农行分拆成几个小银行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这种安排和研究，这不符合农行的实际，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农行如果要上市，那是整体上市，而不是分拆上市。有业内人士认为，农行分拆一下子将产生出30家左右的省域银行，由汇金公司逐一完成注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可能会影响农行股改的速度。

　　“分拆方案”显然面临着来自农行总行最大的阻力，取消农行总行架构，将意味着目前农行总行的工作人员面临下岗或分流。据悉，农行正在积极避免被分拆的可能，在获知“分拆方案”后，加紧制定了自己的最新版改革方案，这一方案是将农行集团化，并实现整体上市。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本刊说，整体股改也不是不可以，但农行需要拿出充足的方案依据。

　　反对“分拆方案”最充足的理由，就是农行的历史使命，业务延续。反对者指出，目前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只有农业银行触角遍布全国甚至海外，如果进行分拆，将给农村金融服务带来严重问题，起码在汇兑方面，县以下为农村商品流通进行资金汇兑服务的主要依靠是农业银行。

　　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个理由是可笑的。难道农行不在，农民就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吗？相反，如果政府放松准入管制，民间金融机构马上就能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主任钟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农行并非如其所说的大部分业务集中在农村，县以下的农行分支就该撤掉，县以下的金融服务有农信社。在钟伟看来，农行难以发挥支农主导作用，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体制内惟一的支农金融机构。

　　分拆的理由

　　分拆农行，近年来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有着不同的版本。譬如，按区域分拆成若干个中小银行；按政策性业务和非政策性业务拆分，把农村的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和农发行合并；按照业务拆分的原则，把涉农业务和非农业务分离，组建农业信贷银行和农行股份公司，后者成为纯粹的商业银行，等等。

　　提出分拆方案的专家们认为，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毕竟主要从事城市地区商业银行业务，规模相对小、城市间差距亦不明显，可以整体改制，农业银行改革却不能回避整体改革与部分改革的问题。

　　而且，针对自身不良资产较高的情况，农行也提出过分拆的股改方案，总原则是把全国分成四个大区，然后分别单独处理。

　　近两年来，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一直热衷于农行分拆方案的研究。在他看来，其他三家国有银行改革都是单一目标的，即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因此，它们在改革中普遍采取了撤消县域营业网点、收缩基层业务减少基层人员，缩短经营管理链条并将业务重点集中于大中城市等一系列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