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无论是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是经济全球化、储蓄配置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并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在短期内改变的。在这种全新的格局下，美国当然是最大的得益者。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单方面的行动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这种格局，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汇率的升值或者贬值，而需要更多采取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政策措施。

　　中国的汇率改革应更多关注汇率机制的灵活性

　　中国的汇率改革不应仅仅关注汇率水平的波动，而是更多关注汇率机制的灵活性，以应对过分充足的流动性的冲击。

　　在美元过量发行带来的充足流动性泛滥的条件下，为了提高应对这种流动性冲击的能力，有必要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浮动，抑制投机压力，稳定升值预期，而不是仅仅关注汇率水平的波动。

　　从解决经济结构失衡从而减少外汇储备的方向来看，适当加快汇率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汇率可以看成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价格，在波动幅度较小的汇率水平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引导下，贸易品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用了较多资源，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品部门则发展受到挤压，其结果不仅造成国际收支的失衡和货币错配，也导致中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流失。汇率灵活性的提高会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提振内需，优化产业结构。

　　另外，应该着力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从客观政策效果看，当前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放大了升值压力，体现为“重流入、轻流出”的格局，资金流入较为容易，而流出则需层层审批，外汇供给压力人为放大，也相应放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需要从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转变为一个相对中立的外汇管理体制，对于投资性资本的流入还需要进行相应的限制，同时重点对资本流出管制进行相应的放松。

　　督促美元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货币

　　从外部政策看，中国应当更为积极主动地加强国际货币合作，与国际社会一起督促美元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货币。

　　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具体表现。在这样的格局之下，解决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需要依靠自身的内部调整，还需要通过寻求合作，通过国际货币合作和协调机制的建立来完成。

　　在目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亚洲诸国应加快货币合作，逐步考虑实施“去美元化”问题，尽可能减少美元汇率过度波动对亚洲各国经济稳定增长以及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可以先行在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亚洲地区致力于推进一定程度的汇率政策合作，以化解当前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带来的风险。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应该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负起责任。美国应通过自身加快改革调整，以缓解世界经济矛盾。美国的货币政策不能一味追求美国的一国经济政策目标，要负起世界主要货币发行国的责任，要尽可能考虑和追求全球经济稳定的目标，推进自身的经济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