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现任交通银行《新金融》杂志副主编。199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曾任交通银行扬州分行副行长，交通银行上市工作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以来出版专著:《基础产业发展论》(1994年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评审委员会资助)、《基础产业融资论》(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经济法概论》(合著)、《中国企业融资与投资全书》(副主编)等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对产业经济理论、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人口经济理论、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看点

　　●对国有银行的境外引资和境外上市，政府调节既不能无为而治，也不能捉襟见肘，而要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超越微观经济行为，作出必要的、适当的调控和引导。归根结底，就是要切实贯彻温家宝总理的原则要求，既要确保国家绝对控股，又要总结经验，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IPO的定价一般是在路演的后期确定的，除了考虑自身的净资产价值等因素以外，主要还要看市场反应如何，比如建设银行在经过路演推介后，由于市场反应热烈，还两次上调定价区间，这实际上是市场发现价格功能的最终体现。在国际市场上，一切以利益驱动为准则，如果IPO的定价比较合理，机构投资者的订单就多；如果认为定价不合理，很可能就流盘、失败。而上市失败对拟上市公司来说，其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至于上市流通之后，股价会上涨，这不能单单由此推断IPO定价低了。因为在挂牌上市后，实时的市场价格才真正出现，股票市场有许多短期的概念和题材都会影响市场价格。IPO的订单者正是估计到这个差价、预计到一些热点和题材才会下订单。

　　●2005年底，境外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已达到沪深两市总和的两倍以上，境内资本市场大有边缘化的趋势。所以，国有企业的上市地的选择，不能仅从企业自身角度看，而要从有利于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和国民利益的宏观角度通盘考虑。

　　当前国内银行最受关注并最具争议的两大热点问题就是境外引资和境外上市。这一问题的导火线是从对银行境外引资与境外上市是否贱卖的质疑引发的。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对于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改革都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思考与质疑，应该肯定双方的出发点都是正确的。甚至，我认为在研讨中，即便是错误的观点与质疑都并非是无益的，对实际工作可以起到反思与纠错作用。本文对研讨中的某些问题从微观和宏观的两个层面提出辨证思考。

　　从微观角度看银行资产的出卖价格

　　我们先探讨这个最直接最表面的问题:境外引资与境外上市的股权价格问题。双方争论是否贱卖，隐含的前提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价格，而这个合理价格的标准是依据某些参照系推断的。这一参照系来源于三个比较:一是引入战略投资者股份的出让价格与IPO的首发价格的比较；二是IPO的首发价格与挂牌上市后的流通价格的比较；三是境外证券市场的流通价格与境内证券市场的流通价格的比较。所谓银行贱卖论隐隐约约就是从这些比较中推论出来的。我们把这三层关系理清楚了，是否贱卖就能得到比较公允的判断。

　　在上市之前引入战略投资者，股份的出让价格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法通常是以每股净资产的值为基础，向上确定一个倍数。一般来讲，大部分上市公司法人股转让是按照净资产作为价格依据而较少溢价。但在外资入股银行的过程中，定价方法则参照境外上市银行股票交易和同类并购市场的价格，一般以净资产的倍数来横向比较。从战略投资者入股我国银行所获得的股权转让来看，都是以显著高于净资产的价格出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