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指出,为减少金融压抑,我们的政府应从对风险偿付承担过多责任中摆脱出来,通过立法实现对投资人的有限偿付。我们的监管者应允许各类金融机构运用国际金融市场上成熟的金融产品,为企业和投资人服务。

    对于吴晓灵副行长所言,笔者深以为然。实际上,放松管制早已成为金融业继续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

    严格的金融监管产生于1929年-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危机之后。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采取严厉的管制和积极的市场干预,来促进经济的复苏。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金融管制对维护市场信心、保护经济安全以及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监管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其一,监管成本日渐提高；其二,造成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大大降低；其三,削弱了本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认识到了管制对于金融业发展的阻碍之后,1983年,美国取消了利率管制。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瑞格尔--尼尔法案》,结束了关于跨州经营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1999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开创了金融发展的新纪元。

    放松金融管制,大大推动了西方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间的并购,并加速了其金融业海外扩张的步伐。以英国汇丰银行为例,它通过一系列的购并活动,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拥有6500个分支机构、遍布五大洲79个国家的全球性银行。与此同时,处在严格管制下的中国金融机构,还不得不靠财政注资来为其化解风险。这样下去,不仅会阻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吴晓灵副行长的担忧正在于此。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金融的管制已经形成系统的体系。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利率管制。商业银行无权决定存贷款利率,只有在人民银行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的权限。这既抑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增加了金融业的风险。

    其二,业务管制。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规则要受到严厉处罚。业务管制既限制了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空间,也不利于分散金融风险,更使得银行业信贷创新的积极性受到制约,导致其创新动力不足。同时,这种管制也影响了金融机构服务质量的提升。

    其三,信用管制。施行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融资的配给制度、对存款账户采用信用管制,这不利于商业银行之间形成公平竞争的良性发展机制。

    其四,外汇管制。这对于国内商业银行而言,近乎于自宫,削弱了国内商业银行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力。

    在特定时期,严格的金融管制有利于维护金融安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金融管制也应逐渐淡出,否则,就将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效率低下又反过来加大了金融风险,导致我国纳税人不得不为其巨额坏账埋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很难反省自身的问题,更多的则是推托责任,它们可以毫不脸红地罗列出一大堆理由:是诸如业务管制这样的因素,阻碍了其发展的步伐,削弱了其化解风险的能力。